中学时代，我有一群很好的同学。
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以如今陌生的视角回顾，依然觉得那段日子干干净净，像刚晒过的棉被，有一种朴素的温暖。大家会认真听你说话，会在你磕磕绊绊表达自己的时候安静等待，会在你写完一首歪诗后真心实意地说“写得真好”。没有人急着解构什么，没有人担心认真会被嘲笑。
仔细想来，那种友善，大概是源于大家都还相信一些简单的事情。
后来我发现，这样的简单并不理所当然。
泛互联网文化带来的那些东西，很难用一个词概括。你说它是恶意，它似乎只是玩笑；你说它是玩笑，它又确实碾碎了一些什么。
就像“嘉豪”这个名字。它本来属于一个普通的少年。某天晚自习，他穿上一件黑色卫衣，戴上口罩，走上讲台，模仿一个电子音乐人的样子。那大概是他能找到的、最接近“酷”的方式。
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梗，一个标签，一种用来指代“用力过猛”和“尴尬”的暗号。人们转发那个瞬间，模仿它，嘲笑它。但没有人在意另一件事：一个十七岁的少年，为什么只能从短视频里借来一种姿势，才能站到人群前面？
那些更古老的、属于少年的表达方式——写一首笨拙的诗，说出一个认真的词，把自己摊开在另一个人面前——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顺手了。它们太慢了，太容易被截屏，太容易变成下一个“嘉豪”。
于是语言的坍塌从这里开始：不是年轻人不愿意好好说话，而是好好说话的路，正在一条一条变窄。
语言就这样一点点坍塌下去。
当“嘉豪”们流行开来，它们占据的不只是一个词汇的位置，而是某种表达方式的生态位。年轻人很快学会了这种语法：在别人掏出真心之前，先用梗把空气搅散；在自己差点要认真的时候，抢先一步自嘲。这样比较安全。这样就不用面对那头房间里的大象。
那头大象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，但每个人都学会了绕开它走。
解构起初是一种武器。人们用它对抗虚伪，对抗权威，对抗那些板着脸的说教。可后来解构本身变成了一种惯性，什么都拆，什么都嘲，连那些本该被温柔对待的心意也一并碾过去。真诚被解构了，认真被解构了，勇敢向外生长的热忱被端上餐桌，变成一群人围观的宴席。
好好说话变得稀缺。好好倾听变得奢侈。
我有时候想，一个少年写下“我喜欢你”这四个字时，他的手会不会抖。他斟酌了多久，鼓起了多少勇气，才把这几个字落到纸上。然后这一切被截图，被转发，被附上一串笑声。不是恶意的笑声，也许只是觉得好玩。但正是这种“无恶意”的消解，最让人如骨在哽。
高中时，有位同学在课上说她喜欢聂鲁达的诗。于是，那个周末，我第一次读到那句——“明亮如灯，简单如指环”。
我记了很久。
说不清它为什么打动我。可能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一件事：生活和情感，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像灯一样亮着就好，像指环一样圆着就好。不需要那么多绕来绕去的话术，不需要在表达之前先套一层保护色。
当然，雪莱说得也没错：“别揭开这五彩面纱，芸芸众生都管它叫生活。”面纱确实存在，生活的复杂、人际的微妙、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进退分寸，都是面纱的一部分。但我想，雪莱的意思或许不是让我们在面纱前踌躇不前。面纱不是墙，它只是薄薄一层。你走上前，伸手，缘分自会递过来，妙语偶尔会降临。这些本就是说不清楚的事。
小学时我有一个手抄本，第一页抄的是汪国真的《妙龄时光》。内容我现在记不全了，只记得抄写时的心情——一笔一划，工工整整，仿佛把那些句子写得好看，自己也会变得好看一些。现在想来，那种郑重其事本身就是诗的一部分。内容或许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那个愿意认真抄写一首诗的自己。
那样的年纪，我后来只能用“纯真年代”四个字来形容。
黄永玉有一句话，我读到的时候觉得特别痛快。他说：“明确的爱，直接的厌恶，真诚的喜欢，站在太阳下的坦荡，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。”
痛快。
在一个习惯了绕圈子、习惯了用梗来缓冲一切真切的情绪的时代里，这种“直接”和“坦荡”近乎一种英勇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把爱说清楚需要勇气，把厌恶说清楚需要更大的勇气，而在太阳底下站直了、不躲不藏地喜欢什么东西、称赞自己几句，几乎是一种反抗。
反抗什么？反抗那种无处不在的消解。反抗那种把一切真诚都视为可笑的眼光。反抗那头房间里的大象。
我越来越觉得，所有向外生长的、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少年的勇敢、青年的热忱、那些第一次试着表达自己时的笨拙与真诚——都不该成为被端上餐桌的东西。它们不是拿来给人下酒的。它们是种子，应该落到土里，长出点什么来。
树在。山在。大地在。岁月在。我在。
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？
这句话我一直很喜欢。它不说什么大道理，只是轻轻提醒你：你拥有的其实已经很多了。树在那里，山在那里，大地和岁月都陪着你。你也在。这就够了。
在这个语言不断坍塌、真诚不断被解构的时代里，也许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，就是继续站在太阳底下，继续明确地爱，直接地厌恶，真诚地喜欢。继续好好说话，继续认真倾听。继续在别人掏出真心时，不笑。
像灯一样亮着。
像指环一样简单。